堺俗人教授扼腕叹息之余,随即就觉得自己有够傻——他们连离子加速器质谱仪都没发明出来,提前想明白这一点也没屁用啊。

    这些东西,都是环环相扣,一脉相承的。没有前置条件,想明白了后面的也没用。

    他之所以没想到,只是因为想明白了也无用武之地,所以压根没往这个方向费过脑力。

    “后生可畏,真是后生可畏。中国人了不起啊,没想到,以咱东大的高能物理基础,在做同位素分离领域,居然还是你们技高一筹。”堺俗人教授心服口服地感慨。

    山下武久教授在旁边察言观色地听了一会儿,小心地确认:“那就是说,这个实验数据,应该是有效的了?可以作为‘汉倭国王印’的年代鉴定正式结论了?”

    “没有问题。”堺俗人很有把握地说。

    堺俗人都认可了顾玩的仪器和实验方法、结论推导,其他人自然再无质疑。

    当天剩下的时候,在多国专家的共同见证下,双方用同样的技术手段,也测定了一下中方带来借展的“滇王之印”和“广陵王玺”的年代。

    顾玩的as非常完美地完成了任务。

    最终测定的结果,显示“滇王之印”上残留的印泥含碳污渍,也确实产生于汉武帝刘彻年代——谁让刘彻做了54年皇帝呢,那么长的时间,已经覆盖了as的误差年限了。

    倒是鉴定“广陵王玺”的时候,显示的数据比较奇怪。按照《后汉书明帝纪》,“广陵王玺”应该是在明帝永平元年铸印的,那就是5年。

    “怎么显示这上面的印泥残迹年代至少是100年以后的了?按照误差,可能都快东汉后期、冲质桓灵年间了。”

    这个小意外,让中方的不少专家都有些尴尬。

    最后还是跟顾玩一起来的中央科大考古系的宁主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这并不奇怪,因为印泥的年份,不一定要等同于印章铸造的年份。如果是常年使用中的印玺,表面残迹污渍比印玺本身年代晚一些,在考古时是很常见的。

    滇王之印和汉倭国王印,都是授予朝贡体系内的外藩国王的,他们拿到汉帝赏赐的印信后,回国不一定会使用,所以印泥年份跟印章铸造年份相近很正常。

    但广陵王是东汉宗室藩王体系内的,初代广陵王刘荆,为光武帝刘秀第九子、汉明帝刘庄同母弟。据《后汉书》,虽刘荆本人因多次谋反,被明帝惩戒,但仅仅是削其嗣爵为‘广陵侯’,然其后人刘元寿、刘商、刘条三代依然‘服王玺绶’。

    可见广陵王一脉,直到东汉后期,都还是一直处在活跃状态,他们完全有可能持续使用这枚印玺。所以,14同位素丰度鉴定结论显示的年代是东汉后期,才是正常的。”

    顾玩也松了口气,他还怕自己的机器,刚用了第三次,就出现掉链子的情况呢。

    幸好宁主任博古通今,《后汉书》倒背如流,引经据典,直接帮顾玩把他解释不了的点给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