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韧和冯国璋结拜为兄弟后，在马上谈论军事的时间更多了，都有些相见恨晚的感觉。公韧在马上谈论了一番军事后，又下马行军，也想看一看自己的身体是否能坚持到最后，倒也觉得时间过得飞快，一天一天非常充实。
部队经过7日的急行军，到达了天津的小站，一排排也旧也新的营房出现在面前。这200人从徐州出来的新兵，又被淘汰了不少，到目前也就剩下了100余人。还好，三合会的10个人由于都是事先精心挑选，个个都是身体健康，意志坚决，倒是十分齐整没有落下一人。
清朝在袁世凯小站练兵以前，有过三种军制：最早的是“旗兵”和“绿营”，到了曾国藩组织乡团后，所谓湘军、淮军，官式名称叫做“勇营”。
旗兵是清王朝的原始军制。最初只有四旗，以旗的颜色别类，分黄旗、白旗、红旗、蓝旗；以后增加了四旗，为镶黄旗，镶白旗、镶红旗、镶蓝旗。乃把原来的黄、白、红、蓝称为正黄旗、正白旗、正红旗、正蓝旗编为左翼，镶黄等四旗编为右翼，这就是清入关前的原始兵力，总称“两翼八旗”。后来由于蒙古的归附，又缩了“蒙古八旗”，原有的则称“满州八旗”。入关后因明军投降和整编，复有“汉军八旗”。这24旗总兵数共28万人。
清统一中国后，把旗兵中最基本的部队编为“禁旗”，禁旗都是在长白山下打天下的子弟兵，他们负责北京警卫和国防责任，等于是中央军。其余汉、蒙、满等24旗约20万人，则分别驻防于各省及重要城镇，以为镇伏汉族的武力，称为“驻防八旗”。
旗营的官兵是世袭制度，生而食粮，数传之后，腐败已极，竟有列名行伍而不识弓弩为何物。光绪中叶，外侮日亟，满族有远见的王公大臣，乃有整顿旗营之议，派遣八旗子弟出洋留学，如荫昌、良弼等都是。同时积极整理各省驻防旗兵，挑选精壮编成“八旗练营”；有“洋枪兵队”、“洋枪马队”、“备练马队”、“洋枪步队”等编制，聘任教官为新式的训练。可是八旗子弟娇养已惯，满洲人当年勇武矫健的风气已经完全丧失，所以整顿归整顿，旗营的腐化已至不可救药的程度。
比“旗营”稍后组成的清军是“绿营”，绿营和旗营同称为“经制兵”，也就是国家的军队。绿营的制度完全仿照明代，官兵全部是汉族，因为所用的旗子颜色是绿的，所以称为绿营。
绿营归兵部所辖，全国兵营可分为“在京”和“在外”两种。“在京绿营”由步军统领(即九门提督)统辖；下分左右两翼，各设总兵，总兵之下则为城防营，有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等官。另有一部分在京绿营，分属于漕运总督，专任护漕之责，其职务等于护路警察。至于“在外绿营”则直属各省，由总督或巡抚节制调遣，所以各省督抚的官衔有“节制军务兼理粮饷”一项，就是指绿营。绿营统兵的军官有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百总、外委等。军队编制以营为单位，设管带一人，每营500人。全国的绿营总数共约50万人。绿营到了清末，饷给过薄，乃多虚额，检阅时则以雇佣市井无赖充数，武官由捐纳出身，军队缺额在半数以上，腐化已极，以致太平天国军兴，势若破竹，绿营乃遭淘汰。
旗营、绿营既成废物，曾国藩招募土著编练“勇营”，就是后来名重一时，镇压太平天国的湘军和淮军。由于这场战争的表现，勇营竟取得国军的地位，加以旗营形成虚设，绿营仅存形式，所以勇营就成为清廷镇内御外的唯一武力。勇营的装备以弓矢刀矛为武器主力，鸟枪火统为辅助。淮军李鸿章找英人戈登编练洋枪队，是为中国采用新式军械的开始。
勇营军纪很坏，掳掠奸杀，视为惯常，曾国荃所统之兵尤甚，攻入南京时竟至全城为废墟，一个小兵都身怀巨万；而清廷当时爵赏太滥，所以太平天国战事结束后，勇营之腐败，至于不堪言状。而湘、淮两军将领也都恃功而骄，数次对外战争，一败涂地，尤其是甲午战争，淮军卫汝贵全军覆没，旧军之劣点，完全暴露，于是清廷才下决心汰除旧军编练新军。
甲午战争，在闻清军败讯后，袁世凯连续致电盛宣怀，指出旧式军队远远不能适应近代战争的要求，建议亟练新军，改革军制、操法、装备。他说：清“各军皆不知枪炮”，天津运来的快炮没有鞍套、马匹及炮油，所配炮弹不足10分钟之用，放炮时“门涩”，“一败即弃”；士兵用枪“不瞄准星”，只知托平乱打，难以命中，“何能御敌”？！又分析双方优劣，“寇练兵纯用西法，能习西式武器，用又内外协同，赏罚明，号令严，事权一，不惜费。我皆反之，且各军敢战者共计不过六七千人，分守各路，实嫌太单，恐愈战愈糟，愈难结束”。向盛宣怀建议：如筹得有款，宜速请名教习，募学徒千人，教兵官认真讲究西法，另改军制。为将来计，此军情绝非老军务所能得手，枪炮全不知用，何能哉？他最后还毛遂自荐：如练新军，“弟愿任监督，必有以报”。
袁世凯不仅通过盛宣怀、胡燏棻等人将他编练新军的观点转呈、上达军事统帅，而且多方活动，直接向上呼吁编练新军。他多次致电钦差大臣刘坤一，提出整顿军队的建议。
甲午战争中陆军的惨败和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使清朝上下痛切领略了外国坚船利炮、新式军队的厉害，看清了中国旧有军队的腐败无能，感悟到必须迅速改革旧军队，编练新军队的重要。光绪20年（1894年），清廷开始着手筹建新式陆军，选派青年出洋学习军事；设立武备学堂；派长芦盐运使、广西按察使胡燏棻编练定武军10营，署两江总督张之洞编练自强军13营。其中定武军部分采用西法；自强军聘用德国教官，悉仿德制，全部新式装备。
光绪20年7月，光绪帝召见袁世凯。袁世凯抓住机会，慷慨奏闻旧有军队的弊病及练兵、制械诸法，力陈非改弦更张无法抵御外患，受到光绪帝称许，将他派到负责整顿旧军、改练新军的重要机构督办军务处差委。袁世凯第一个目标达到了。
然而，袁世凯在督办军务处担任的是可有可无的闲差，难以施展他的抱负及多年历练而来的治军之才。袁世凯谙熟清朝官场积习，他动员叔祖袁甲三、堂叔袁保恒、袁保龄、养父袁保庆在京时的几乎全部旧关系，四处活动，八方钻营，请客送礼，重金贿赂，拜师请托，义结金兰……打通进入上层集团的门径。后党核心人物、帝党核心人物、西太后慈禧的心腹、光绪帝的师傅、满族亲贵、清流党首领，诸如兵部尚书荣禄、恭亲王奕訢、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翁同龢及军机大臣李鸿藻等，竟全部被袁世凯搞掂。李鸿藻“激赏”袁世凯，认为他“家世将才，娴熟兵略”，如令他特练一军，“必能矫中国绿、防务营之弊”，而“亟言于朝”。翁同龢称袁世凯“不滑，可任也”。荣禄具体指示袁世凯，“于暇时拟练洋操各种办法”呈上，然后保举他的军事才干。后来著名的“东南三督”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也都上书为袁世凯说好话。上述这些人党派森严，相互之间矛盾极深，但却众**赞，一致举荐袁世凯这位小小的前驻朝商务委员。这其中固然有袁世凯逢迎拍马、攀援权贵的因素起作用，但是他如果本身没有两手，那也是不成的！
根据荣禄的授意，袁世凯立即拟订了全套编练新军的计划书，包括拟建新式陆军的营制、饷章、聘请外国军官的合同，上呈督办军务处，并强调指出：甲午战争，清军屡战屡败，“虽由调度之无方，实亦军制之未善”。“若不权时度势、扫除更张、参用西法、认真训练，则前车之鉴，殊足寒心”。因“诚如宪台原奏，不得不为易辙之图，作补牢之计也”。
光绪21年（1895年）年末，督办军务处奕劻、李鸿藻、长麟、翁同龢等议定三事：一、原驻小站编练定武军10营的胡燏棻改任津芦铁路督办；二、由袁世凯接任训练新军；三、命荫昌挑选八旗兵丁入武备学堂。随之，各亲王、军机大臣正式向朝廷奏请变通军制，在天津创建新式陆军，派员督练。其奏如下：
中国自粤、捻（指太平军和捻军）削平以后，相沿旧法，习气渐深，百弊丛生，多难得力。现欲讲求自强之道，固必首重练兵；而欲期兵力之强，尤必革新旧制。
查有军务处差委浙江温处道袁世凯，朴实勇敢，晓畅戎机，前驻朝鲜颇有声望。因令详拟改练洋队办法，旋据拟呈聘请洋员合同及新建陆军营制、饷章，臣等复加详核，甚属周妥。相应请旨饬派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假以事权，俾专责任。现在先就定武十营，步队三千人、炮队一千人、马队二百五十人、工程队五百人，以为根本；并加募步队二千人、马队二百五十人，共足七千人之数，即照该道所拟营制、饷章编伍办理。
清廷批准此奏，即命袁世凯赴天津接管胡燏棻定武军10营，以为改练新军的基础，并叮嘱袁世凯：该道当思筹饷甚难，变法匪易，其严加训练，事事核实。倘仍蹈勇营习气，唯该道是问！
部队经过7日的急行军，到达了天津的小站，一排排也旧也新的营房出现在面前。这200人从徐州出来的新兵，又被淘汰了不少，到目前也就剩下了100余人。还好，三合会的10个人由于都是事先精心挑选，个个都是身体健康，意志坚决，倒是十分齐整没有落下一人。
清朝在袁世凯小站练兵以前，有过三种军制：最早的是“旗兵”和“绿营”，到了曾国藩组织乡团后，所谓湘军、淮军，官式名称叫做“勇营”。
旗兵是清王朝的原始军制。最初只有四旗，以旗的颜色别类，分黄旗、白旗、红旗、蓝旗；以后增加了四旗，为镶黄旗，镶白旗、镶红旗、镶蓝旗。乃把原来的黄、白、红、蓝称为正黄旗、正白旗、正红旗、正蓝旗编为左翼，镶黄等四旗编为右翼，这就是清入关前的原始兵力，总称“两翼八旗”。后来由于蒙古的归附，又缩了“蒙古八旗”，原有的则称“满州八旗”。入关后因明军投降和整编，复有“汉军八旗”。这24旗总兵数共28万人。
清统一中国后，把旗兵中最基本的部队编为“禁旗”，禁旗都是在长白山下打天下的子弟兵，他们负责北京警卫和国防责任，等于是中央军。其余汉、蒙、满等24旗约20万人，则分别驻防于各省及重要城镇，以为镇伏汉族的武力，称为“驻防八旗”。
旗营的官兵是世袭制度，生而食粮，数传之后，腐败已极，竟有列名行伍而不识弓弩为何物。光绪中叶，外侮日亟，满族有远见的王公大臣，乃有整顿旗营之议，派遣八旗子弟出洋留学，如荫昌、良弼等都是。同时积极整理各省驻防旗兵，挑选精壮编成“八旗练营”；有“洋枪兵队”、“洋枪马队”、“备练马队”、“洋枪步队”等编制，聘任教官为新式的训练。可是八旗子弟娇养已惯，满洲人当年勇武矫健的风气已经完全丧失，所以整顿归整顿，旗营的腐化已至不可救药的程度。
比“旗营”稍后组成的清军是“绿营”，绿营和旗营同称为“经制兵”，也就是国家的军队。绿营的制度完全仿照明代，官兵全部是汉族，因为所用的旗子颜色是绿的，所以称为绿营。
绿营归兵部所辖，全国兵营可分为“在京”和“在外”两种。“在京绿营”由步军统领(即九门提督)统辖；下分左右两翼，各设总兵，总兵之下则为城防营，有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等官。另有一部分在京绿营，分属于漕运总督，专任护漕之责，其职务等于护路警察。至于“在外绿营”则直属各省，由总督或巡抚节制调遣，所以各省督抚的官衔有“节制军务兼理粮饷”一项，就是指绿营。绿营统兵的军官有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百总、外委等。军队编制以营为单位，设管带一人，每营500人。全国的绿营总数共约50万人。绿营到了清末，饷给过薄，乃多虚额，检阅时则以雇佣市井无赖充数，武官由捐纳出身，军队缺额在半数以上，腐化已极，以致太平天国军兴，势若破竹，绿营乃遭淘汰。
旗营、绿营既成废物，曾国藩招募土著编练“勇营”，就是后来名重一时，镇压太平天国的湘军和淮军。由于这场战争的表现，勇营竟取得国军的地位，加以旗营形成虚设，绿营仅存形式，所以勇营就成为清廷镇内御外的唯一武力。勇营的装备以弓矢刀矛为武器主力，鸟枪火统为辅助。淮军李鸿章找英人戈登编练洋枪队，是为中国采用新式军械的开始。
勇营军纪很坏，掳掠奸杀，视为惯常，曾国荃所统之兵尤甚，攻入南京时竟至全城为废墟，一个小兵都身怀巨万；而清廷当时爵赏太滥，所以太平天国战事结束后，勇营之腐败，至于不堪言状。而湘、淮两军将领也都恃功而骄，数次对外战争，一败涂地，尤其是甲午战争，淮军卫汝贵全军覆没，旧军之劣点，完全暴露，于是清廷才下决心汰除旧军编练新军。
甲午战争，在闻清军败讯后，袁世凯连续致电盛宣怀，指出旧式军队远远不能适应近代战争的要求，建议亟练新军，改革军制、操法、装备。他说：清“各军皆不知枪炮”，天津运来的快炮没有鞍套、马匹及炮油，所配炮弹不足10分钟之用，放炮时“门涩”，“一败即弃”；士兵用枪“不瞄准星”，只知托平乱打，难以命中，“何能御敌”？！又分析双方优劣，“寇练兵纯用西法，能习西式武器，用又内外协同，赏罚明，号令严，事权一，不惜费。我皆反之，且各军敢战者共计不过六七千人，分守各路，实嫌太单，恐愈战愈糟，愈难结束”。向盛宣怀建议：如筹得有款，宜速请名教习，募学徒千人，教兵官认真讲究西法，另改军制。为将来计，此军情绝非老军务所能得手，枪炮全不知用，何能哉？他最后还毛遂自荐：如练新军，“弟愿任监督，必有以报”。
袁世凯不仅通过盛宣怀、胡燏棻等人将他编练新军的观点转呈、上达军事统帅，而且多方活动，直接向上呼吁编练新军。他多次致电钦差大臣刘坤一，提出整顿军队的建议。
甲午战争中陆军的惨败和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使清朝上下痛切领略了外国坚船利炮、新式军队的厉害，看清了中国旧有军队的腐败无能，感悟到必须迅速改革旧军队，编练新军队的重要。光绪20年（1894年），清廷开始着手筹建新式陆军，选派青年出洋学习军事；设立武备学堂；派长芦盐运使、广西按察使胡燏棻编练定武军10营，署两江总督张之洞编练自强军13营。其中定武军部分采用西法；自强军聘用德国教官，悉仿德制，全部新式装备。
光绪20年7月，光绪帝召见袁世凯。袁世凯抓住机会，慷慨奏闻旧有军队的弊病及练兵、制械诸法，力陈非改弦更张无法抵御外患，受到光绪帝称许，将他派到负责整顿旧军、改练新军的重要机构督办军务处差委。袁世凯第一个目标达到了。
然而，袁世凯在督办军务处担任的是可有可无的闲差，难以施展他的抱负及多年历练而来的治军之才。袁世凯谙熟清朝官场积习，他动员叔祖袁甲三、堂叔袁保恒、袁保龄、养父袁保庆在京时的几乎全部旧关系，四处活动，八方钻营，请客送礼，重金贿赂，拜师请托，义结金兰……打通进入上层集团的门径。后党核心人物、帝党核心人物、西太后慈禧的心腹、光绪帝的师傅、满族亲贵、清流党首领，诸如兵部尚书荣禄、恭亲王奕訢、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翁同龢及军机大臣李鸿藻等，竟全部被袁世凯搞掂。李鸿藻“激赏”袁世凯，认为他“家世将才，娴熟兵略”，如令他特练一军，“必能矫中国绿、防务营之弊”，而“亟言于朝”。翁同龢称袁世凯“不滑，可任也”。荣禄具体指示袁世凯，“于暇时拟练洋操各种办法”呈上，然后保举他的军事才干。后来著名的“东南三督”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也都上书为袁世凯说好话。上述这些人党派森严，相互之间矛盾极深，但却众**赞，一致举荐袁世凯这位小小的前驻朝商务委员。这其中固然有袁世凯逢迎拍马、攀援权贵的因素起作用，但是他如果本身没有两手，那也是不成的！
根据荣禄的授意，袁世凯立即拟订了全套编练新军的计划书，包括拟建新式陆军的营制、饷章、聘请外国军官的合同，上呈督办军务处，并强调指出：甲午战争，清军屡战屡败，“虽由调度之无方，实亦军制之未善”。“若不权时度势、扫除更张、参用西法、认真训练，则前车之鉴，殊足寒心”。因“诚如宪台原奏，不得不为易辙之图，作补牢之计也”。
光绪21年（1895年）年末，督办军务处奕劻、李鸿藻、长麟、翁同龢等议定三事：一、原驻小站编练定武军10营的胡燏棻改任津芦铁路督办；二、由袁世凯接任训练新军；三、命荫昌挑选八旗兵丁入武备学堂。随之，各亲王、军机大臣正式向朝廷奏请变通军制，在天津创建新式陆军，派员督练。其奏如下：
中国自粤、捻（指太平军和捻军）削平以后，相沿旧法，习气渐深，百弊丛生，多难得力。现欲讲求自强之道，固必首重练兵；而欲期兵力之强，尤必革新旧制。
查有军务处差委浙江温处道袁世凯，朴实勇敢，晓畅戎机，前驻朝鲜颇有声望。因令详拟改练洋队办法，旋据拟呈聘请洋员合同及新建陆军营制、饷章，臣等复加详核，甚属周妥。相应请旨饬派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假以事权，俾专责任。现在先就定武十营，步队三千人、炮队一千人、马队二百五十人、工程队五百人，以为根本；并加募步队二千人、马队二百五十人，共足七千人之数，即照该道所拟营制、饷章编伍办理。
清廷批准此奏，即命袁世凯赴天津接管胡燏棻定武军10营，以为改练新军的基础，并叮嘱袁世凯：该道当思筹饷甚难，变法匪易，其严加训练，事事核实。倘仍蹈勇营习气，唯该道是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