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锡鸿熟知郭嵩焘的性情,了解郭嵩焘十分念旧情(否则也不会对左宗棠背地里阴他的事一无所知),于是便主动登门拜望,每一次都不空手,备有这样那样的礼物,并将自己在京所闻不时的告诉郭嵩焘,暗示他还是郭嵩焘的“心腹”和“耳目”。果然郭嵩焘见他如往日一般勤来走动,十分高兴,仍然待他如先前一般无二。

    “云生每次来,都给我带些礼物,真是太客气了。”郭嵩焘注意到刘锡鸿带来的礼盒,笑着说道,“不知这一次又是何物。”

    “都是些寻常应用的东西。”刘锡鸿笑着从仆人手中拿过礼盒打开,取出了里面装着的东西:一个铜手炉、一副皮手褥、糕点一盒、书籍一部。

    林义哲注意到那副皮手褥似是金丝猴皮所制,铜手炉也是方形带有提梁和镂空盖子以及精美雕刻的那种,一望便知出自刻铜名家之手,十分名贵,不由得暗暗佩服刘锡鸿下的功夫之深。

    “京城冬日天寒,比不得南方,须当注意保暖才是。”刘锡鸿关切地对郭嵩焘说道,“这两样都是小物件,然却为御寒之必备,上次来郭公处,未见郭公有备,是以自作主张的给郭公置办了一些,还请郭公笑纳。”

    “云生如此破费,真是叫我过意不去啊!”郭嵩焘听得心里暖暖的,呵呵笑道。

    “郭公客气了,这些小物事,不值一提。”刘锡鸿一边笑着,一边转头对林义哲说道,“不知林大人可有置备?这北方的严寒,不比南方,须得加意小心才是。林大人若是没有,回头我便着人给林大人送来。”

    “多谢云生兄挂念,呵呵。来时听得这北地严寒,已然有所置备。”林义哲微笑着答道。

    刘锡鸿接着将带来的书匣取出,交给郭嵩焘,“此是徐松龛先生的《瀛寰志略》三刻本十卷,闻郭公欲观此书,故特为郭公购来。”

    听到《瀛寰志略》的书名,林义哲的心中微微一动。

    《瀛寰志略》是由清代名臣徐继畲所编纂。该书成书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全书共10卷,约14.5万字,内含插图42张。1844年徐继畲办理通商口岸厦门的对外开放,发现自己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此时他恰遇传教士雅裨理,得到了外国地图册等资料,开始钻研新课题。此后他广泛收集资料。精心撰述,反复修改,终于在1848年完成了这部高品质的地理学著作。

    这部书中首先以地球为引子,介绍了东西半球的概况。之后以此按亚洲,欧洲,非洲,美洲的顺序依次介绍了世界各国的风土人情。在介绍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以及欧洲文明时,摒弃了以往士大夫们对于中国以外地区的偏见,尽可能地做到了客观真实。书中附有大量插图,以及大量地图。除了关于大清国疆土的皇清一统舆地全图以及朝鲜,日本的地图以外,其他地图都是临摹欧洲人的地图所制。

    除了风土人情的介绍,徐继畲对于西方民主制度也进行了介绍,而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比如。对于英国的议会制度,书中便有详尽的介绍。

    《瀛寰志略》对外部知识的介绍,比魏源的《海国图志》更为详尽准确,也没有当时人惯常的附会臆测。它对西方的人文制度多有褒评,却又使用着旧观念。

    尽管如此,徐继畲仍不愧为当时最先进的思想家。他做到了真正从一个封闭的容器当中探出头来,开眼看世界。并能真正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平静地看待另外一种文明,可以说是石破天惊之举。如若当时国人能以此为基础,稍稍进步。便可登堂入室,领略新风光。但当时这部煌煌巨著,却被许多人视为张“夷”之目而遭到鄙视。

    据说,在徐继畲作成的《瀛寰志略》初版中,他将“皇清一统舆地全图”放在了“亚细亚”之后,他的好友张穆担心他的这一安排可能会触动国内文人士大夫的抵触,因此建议他把“皇清一统舆地全图”的位置加以调整。徐继畲听从了张穆的建议,将“皇清一统舆地全图”放在了卷一的卷首,以免被人挑毛病。

    就在去年,徐继畲已溘然长逝,而他的这部巨著,虽然经过再版,但在现在的中国,并没有太多的人知道。反倒是日本人识货,将该书翻译到了日本,对日本明治维新思想的发生多有启迪。

    想到这部书和徐继畲的命运,林义哲想起前路之艰难,也不由得在心中暗暗叹息。

    在“天朝”的文化人中,徐继畲们是孤独的,这是他们个人的不幸。而更为不幸的是,连中国最优秀的思想家尚未辨明中国的方向,这又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不幸!

    “果是新版,云生有心了。”郭嵩焘十分高兴,他迫不及待的取过书,一边翻看着,一边和林义哲刘锡鸿交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