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日记》:
“廿五日(1875年4月1日),忽雨忽晴,殊凄惨,卯正三刻齐集,入门则已立仗读文矣。随班跪叩,即出。饭后访徐兰士未晤。申初赴内阁政事堂会看海防复奏稿。昨日所拟,李兰荪以为不要,遂易此稿,其实亦空言耳。其大略言不必过事铺张,请放筹海大臣,购求火器,却未指明铁甲船;开煤铁,加盐厘,皆在不可行之中,然余并未指明。余曰借洋款一节,似未可议行,当时颇有和之者。李兰荪亦以为然,遂以借洋款归不可行。馀则不痛不痒,但言海防宜及早布置,筹饷则毫无措置也。划稿而出,真是儿戏。”
“光绪元年正月二十九日奉上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林义哲条陈,其摺有建海军、护华商、开地矿、修铁路、安电报诸项,于筹饷一项则倡言兴商业以开饷源,并议借洋款,其于摺内极言工商之重,称士农工商皆为国之柱石,犹椅之四腿并列,有缺损则颠仆。其论一出,闻者哗然。以其多引管子孔圣之言,太后似为所动,交朝臣会议,恭邸、醇邸、文相指其言为是,沈相、宝相、李兰荪尚书默无一言,礼邸、单地山尚书(吏部尚书单懋谦)、徐豫如侍郎(徐桐)极言其论之非,余亦欲辩之,然细审通篇,无处不为圣言,似难以辩驳。……朝议多时,不能决,太后命内监取椅来,以锯将各椅腿分去一块,长短不一,置于殿上,曰:‘有能坐而不仆者,乃可禁林义哲之议。’礼邸率先上座,前仆于地,脸破出血;继单地山亦上前座,跄于阶前。唇裂,落齿一枚;徐豫如上前继座,亦前仆,倒栽于地,头破。由是再无上前座者,林议遂定。不日将见明诏,心中不胜郁愤。是夜发病。”
《定国是诏》:
“数年以采,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师西法以自强,迩来诏书数下,如开矿业、造轮船、练新兵,创电报。修铁路,立水师学堂,皆经一再审定,筹之至熟,妥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狃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
“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亳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臣工,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竟腾其口说,总期化有用为无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
“船政水师学堂为各行省之首倡,举办多年,成效多显,唯生源不广。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会同妥速谇奏,所以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各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各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习,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意。将此通谕之。”
※※※※※※※※※※※※※※※※※※※※※
湖南,长沙,思贤讲舍。
一间书舍里,一位年纪约四十多岁的面容清矍的中年文士,正坐于书桌前,翻动着一本线装书,在他的桌上,已经堆了厚厚一摞书籍。
而下边坐着的他的学生们每人的书桌前,也同样的摞着厚厚的书籍。
在书舍内的影壁上,挂着一张巨大的白布,白布上用正楷写着一行行的字。下边的学生们不时的抬头,看着白布上的字句,在书中翻找着什么。
白布上写着的,赫然是林义哲的“请兴海军护海商经略大洋折”的内容!
中年文士在书中翻找了好一阵,似仍一无所获,不由得重重的一拳擂在了桌子上,让桌上的书都禁不住弹了起来。
这位中年文士,便是大名鼎鼎的王闿运。
“林家妖孽,安敢如此!”王闿运恨声连连的骂道。
见到老师发怒,下面的学生们一个个面面相觑,不敢作声。
也不怪王闿运发怒,实在是因为林义哲的这篇文章太过无懈可击,是以他连日来召集学生,一道来寻林义哲文章中的毛病,但却一无所获。
“壬父,如此寻找,怕是不成的。”另一位当世名士李慈铭来到王闿运的身边说道,“他这文章,处处紧贴着圣人之言,又夹有圣祖训,实是难以辩驳。”
“他那篇《西国圣道考》也是如此这般!未能及时揭破他的奸谋,以至于让他混淆视听!”王闿运怒道,“当初他说洋夷亦崇圣道,便是欲要视洋夷为人,可惜未能识破此中杀着,至有今日!”
“廿五日(1875年4月1日),忽雨忽晴,殊凄惨,卯正三刻齐集,入门则已立仗读文矣。随班跪叩,即出。饭后访徐兰士未晤。申初赴内阁政事堂会看海防复奏稿。昨日所拟,李兰荪以为不要,遂易此稿,其实亦空言耳。其大略言不必过事铺张,请放筹海大臣,购求火器,却未指明铁甲船;开煤铁,加盐厘,皆在不可行之中,然余并未指明。余曰借洋款一节,似未可议行,当时颇有和之者。李兰荪亦以为然,遂以借洋款归不可行。馀则不痛不痒,但言海防宜及早布置,筹饷则毫无措置也。划稿而出,真是儿戏。”
“光绪元年正月二十九日奉上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林义哲条陈,其摺有建海军、护华商、开地矿、修铁路、安电报诸项,于筹饷一项则倡言兴商业以开饷源,并议借洋款,其于摺内极言工商之重,称士农工商皆为国之柱石,犹椅之四腿并列,有缺损则颠仆。其论一出,闻者哗然。以其多引管子孔圣之言,太后似为所动,交朝臣会议,恭邸、醇邸、文相指其言为是,沈相、宝相、李兰荪尚书默无一言,礼邸、单地山尚书(吏部尚书单懋谦)、徐豫如侍郎(徐桐)极言其论之非,余亦欲辩之,然细审通篇,无处不为圣言,似难以辩驳。……朝议多时,不能决,太后命内监取椅来,以锯将各椅腿分去一块,长短不一,置于殿上,曰:‘有能坐而不仆者,乃可禁林义哲之议。’礼邸率先上座,前仆于地,脸破出血;继单地山亦上前座,跄于阶前。唇裂,落齿一枚;徐豫如上前继座,亦前仆,倒栽于地,头破。由是再无上前座者,林议遂定。不日将见明诏,心中不胜郁愤。是夜发病。”
《定国是诏》:
“数年以采,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师西法以自强,迩来诏书数下,如开矿业、造轮船、练新兵,创电报。修铁路,立水师学堂,皆经一再审定,筹之至熟,妥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狃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
“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亳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臣工,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竟腾其口说,总期化有用为无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
“船政水师学堂为各行省之首倡,举办多年,成效多显,唯生源不广。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会同妥速谇奏,所以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各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各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习,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意。将此通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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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长沙,思贤讲舍。
一间书舍里,一位年纪约四十多岁的面容清矍的中年文士,正坐于书桌前,翻动着一本线装书,在他的桌上,已经堆了厚厚一摞书籍。
而下边坐着的他的学生们每人的书桌前,也同样的摞着厚厚的书籍。
在书舍内的影壁上,挂着一张巨大的白布,白布上用正楷写着一行行的字。下边的学生们不时的抬头,看着白布上的字句,在书中翻找着什么。
白布上写着的,赫然是林义哲的“请兴海军护海商经略大洋折”的内容!
中年文士在书中翻找了好一阵,似仍一无所获,不由得重重的一拳擂在了桌子上,让桌上的书都禁不住弹了起来。
这位中年文士,便是大名鼎鼎的王闿运。
“林家妖孽,安敢如此!”王闿运恨声连连的骂道。
见到老师发怒,下面的学生们一个个面面相觑,不敢作声。
也不怪王闿运发怒,实在是因为林义哲的这篇文章太过无懈可击,是以他连日来召集学生,一道来寻林义哲文章中的毛病,但却一无所获。
“壬父,如此寻找,怕是不成的。”另一位当世名士李慈铭来到王闿运的身边说道,“他这文章,处处紧贴着圣人之言,又夹有圣祖训,实是难以辩驳。”
“他那篇《西国圣道考》也是如此这般!未能及时揭破他的奸谋,以至于让他混淆视听!”王闿运怒道,“当初他说洋夷亦崇圣道,便是欲要视洋夷为人,可惜未能识破此中杀着,至有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