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编民——熟番——生番的分类治理的方式,及其所衍生出来的“化外”、“化内”的政治话语体系,所依据的都是中国传统的教化礼仪所及的程度与界限,而与疆界无关。故而,在清廷看来,将台湾东部“番地”描述成“未归王化”、“生番化外”,并无不妥,而且可算是一次很值得借鉴的“成功交涉”。

    但美国领事李仙得却无法“见谅”。他根本理解不了清廷官员的“天下观”,只能将“(番地)未归王化”理解成清廷地方官的狡辩:“番地非中国领土,故中国对番人杀害美国船员不负责任”。在李仙得看来,这种推托责任的方式,简直不可理喻。

    “流浪者”号事件最终以legendre与台湾当地土番自行缔结约定告终,清廷自以为得计,在其中充当了面目模糊的“保媒拉纤”的角色。

    殊不知,曾强烈要求清廷承认对台湾“番地”拥有主权的李仙得,在此事件之后,即着手开始炮制“台湾番地无主论”,多次进入台湾,按需搜集各种资料。在其计划得不到美国政府的支持之后,转而受雇于日本政府!

    李仙得在提交给日本政府的首个备忘录里这样描述自己的“台湾番地无主论”:“如果说中国政府自己发现了此岛,也可以说又由中国政府自己放弃了此岛。清国政府对一部分的岛民施以布政教化,那么按道理清国政府也应管辖另一部分,但清国政府却不能拿出事实上的有效证据。”

    长期受中国文化熏染的日本,显然是了解清廷的“天下观”理念的,曾几何时,它也是这“天下”的一部分——明朝嘉靖年间,传教士沙勿略试图以基督归化日本,但却遭到了拒绝。日本人的理由是:“如果基督教确实是真正的宗教,那么聪明的中国人肯定会知道它并且接受它。”这使得稍后来到东方的利玛窦深刻认识到:要归化东方,必须先归化中国。

    深悉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全面西化。这种身份在清廷面前于是乎就成了巨大的优势:他们了解西方的近代外交理念的同时,又深悉清廷传统“外交观”的种种漏洞,及其与西方近代外交理念的种种冲突之处。如何利用这种优势在清廷身上获利,成了明治政府维新之后工作的重中之重。“征韩论”与夺取琉球,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的日本,甚嚣尘上。台湾,自然也不能幸免!

    林义哲算了下日子。他是1873年1月22日回来的,而马上到来的2月,日本政府任命副岛种臣为全权大使出使中国,名义是与中方交换《中日修好条规》,而大清朝廷这个时候正因为外国使节觐见礼仪问题而焦头烂额,出于某种幼稚的政治好感,副岛种臣被获准与各国使节一起觐见了同治皇帝,而且受到清廷的破格礼遇,不仅没有行跪拜礼。甚至也没有像各国公使们一样行五鞠躬礼。

    清廷的用意,无非是觉得日本与中国同属东方,理应彼此亲近以对抗西洋诸国;再者,日本在“天下”之内。抬高日本使节的觐见地位,也就等同于贬低西洋诸国使节的地位。却殊不知,明治之后的日本,早已脱离“天下”。融入世界。副岛种臣此行,更怀着为日本吞并琉球和侵占台湾套取政治口实的隐秘用心!

    林义哲知道,现在提醒朝廷。时间上应该还算来得及,只是朝廷能不能听进去,就两句话说了。

    现在的大清国朝野上下,因循守旧惯了,没有足够的外力刺激,是根本动弹不起来的!

    “现在最最紧要的,是知悉详情,保得日人平安,不贻外间以口实。”林义哲道。

    “以著令台湾吴道(分巡台湾兵备道吴大廷)及杨镇(台湾镇总兵杨在元)火速查明实情回报,现已月余,尚不得消息。”李鹤年叹道,“也不知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林义哲隐约地感到事情可能有蹊跷,他在脑中飞快地搜索着这一时期发生的历史事件,但想了好一会儿,仍然想不出这一段时间发生过类似“流浪者”号事件或“牡丹社”事件的事情。

    尽管林义哲是一个熟知中国近代重大历史事件的穿越者,但也并不是历史上发生的所有事情他都知道。

    但是,现在离日本首次侵略台湾的“西乡大暴走”也就只有一年时间了!

    林义哲心中不安的感觉越来越重。

    他这些年全力经营船政,极力促成和法国合作,提高船政的造船能力,又和英国拉关系,弄了一艘巡洋舰回来,就是为了要应付这一次的危机!

    “鲲宇老弟说的是,现下紧要的,是平安寻回日人,送他们回去,若是出了人命,各国借机窥伺,便麻烦了。”文煜说道。

    “前些日子幼勤(福建巡抚王凯泰的字)便打算动身过去,可他身子自去年便一直病着,未见好转,这几日似是又重了。”李鹤年看着林义哲道,“按朝廷律例,福建巡抚须得半年分巡台湾。今年这分巡台湾事,只怕要着落在鲲宇老弟身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