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崎作为一个贸易港口的漫长历史始于明穆宗隆庆年间(公元1570年),当初主要是作为葡萄牙、西班牙传教士传入欧洲文化和商品的窗口之一,其辐射范围也只有西九州的一部分,并不能跟平户、堺港等外国商人广泛抵达的主要港口相提并论。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小港,随着德川幕府在日本宽永十六年(公元1639年)第五次颁布锁国令,居然成了日本唯一能与到访的中国、荷兰商人实施贸易的对外开放窗口,并因此而日趋繁荣起来。不过由于路程的遥远以及锁国令的限制,因此相比一年一度造访长崎的荷兰商船,每年春、夏、秋三季都能前来长崎交易的中国商船才是日本对外贸易的主体---根据平户英国商馆和平户、长崎荷兰商馆的日记作为参考依据,十七世纪上半叶,平均每年抵达长崎的中国商船约有五六十艘之巨。

    可是这种广泛的中日贸易在清廷控制整个中国后,特别是鳌拜下令实施五省迁界的政策以后出现了逐年下滑的趋势,到了永历三十五年(公元1681年),抵达长崎的中国商船更是锐减到全年只有十艘(注:全部来自东宁)。

    “这一次运来的生丝计三十担,雪糖一百二十担,茯苓一百斤、甘蔗酒四百罐、槟榔三千斤、苏木五百斤、象牙四根、犀角五根、鸟铳一百支、瘊子甲十五领、鲨鱼皮五百张、鲲皮一百五十张、虎蹲炮一门、红夷炮一门。”

    “这一次的武器好像多了一点。”要不是因为田川次郎左卫门背后站着东宁郑氏,否则这位来自丝割符仲间(丝绸购销行会,由京都、堺、长崎、江户、大坂的豪商组成)的大阪商人根本不会用正眼敲他一下,不过饶是如此,这位牛b哄哄的大商人还是用日本惯有的腹议说出了对生丝数量不足的不满。

    “没有办法,东宁已经一年不下雨了,桑树死了很多。”五十六岁的田川七左卫门慢吞吞的回答着。“要是再不下雨,来年怕是连一担丝都没有了。”这个消息让其他几位在场的丝割符仲间的代表脸色凝重。“请几位给今年的生丝订价吧。”

    “三百五十两。”

    大阪商人恶狠狠的杀价着,对此田川只是微微一低头:“太低了,这个价格东宁怕是宁可占了舱位运回去,也不会同样出售的,还请给一个合理的价格。”

    “三百七十两。”边上京都、堺和长崎本地的商人商量了一下,抬高了二十两。

    “四百五十两。”七左卫门淡淡的一笑,报出一个数字来:“清国已经许多年没有一船丝运到长崎了,要是东宁的丝也不运来,明年日本的丝绸业怕是?”

    次郎左卫门的话还没有说完,来自江户的豪商代表发话了:“四百五十两这个价实在太高了,不过这个还好商议,但不管价格多少,我们想知道的是,东宁今年到底能运多少丝到日本,明年又能保证多少,还请田川老板给个明确的说明。”

    “今年最多只能运一百到一百二十担,若是东宁还是没有下雨的话,明年输入的数量还要进一步减少。”田川如此回答着,正所谓物以稀为贵,他不认为对方在这个时候还有底气来压价。“另外可以告诉各位,东宁已经决定对进入琉球贸易的清国商船恢复收取通海税,因此清国的生丝和丝绸价格势必高涨。”

    大阪的商人一听暴怒起来,然而还不等他作色指责,边上长崎的商人给他施了眼色:“田川老板,丝价太高了,就会造成日本丝绸价格暴涨,进而可能使得米价也跟着上涨,这对百姓和部分武士是很不利的。”由于所有的进口商品都是根据丝价而上下浮动的,所以日本方面自然不可看着东宁坐地起价大赚特赚。“田川老板也是日本人,希望能帮助说服东宁方面。”

    田川七左卫门当然听出了对方话中隐含的威胁,但他却不为所动:“在下虽然接受了东宁方面相当于殿上人的官位,但我也是商人出身,知道丰收之年要赚钱,而灾欠之年更要赚钱的准则,所以几位,难道你们不认为这个是个机会吗?”

    “四百两。”几个丝割符仲间的代表低声商量了一会,给出了他们认定的最终价格。

    “既然几位坚持,那就算了。”田川一听也不再讨价还价,只是说道。“这次东宁运来的生丝就不计入贩卖的名录了。”

    廊外候着的其他商人大急,要是关于丝价的谈判破裂了,他们的生意也会随之完蛋,但丝割符仲间的权力是幕府授予的,他们根本对抗,正在面面相觑之中,只见田川拉开了屏门走了出来,冲着外面的人鞠了一躬。

    “郑氏船补充完食水,将马上出港前往镇海,今明两年的郑氏船也不会再来,让几位老板白白在此等候,实在感到抱歉。”

    “田川老板,这怎么可以。”其中有一个矮胖子跳了出来。“那十件瘊子甲和红夷炮,仙台藩已经下了定金的,郑氏船就这么走了,你让我怎么跟片仓一番坐(宿老)交代。”

    有一个跳了出来,其他的也纷纷出来,这个说雪糖、冰糖的事,那个说象牙、犀角的事,一时间廊下吵吵闹闹的声音传进了屋子,让在座的丝割符仲间的代表们脸色铁青,不过他们始终都只是钻在钱眼里的商人而非一怒拔刀的武士,因此在相顾无言了片刻之后,几人随即达成了共识,于是田川次郎左卫门再度被邀请回了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