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心里也是憋足了一口气,卫立煌的战绩确实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表面的得意之下,他内心里其实有一个很强烈的较劲的**。

    他想要打一场非常漂亮的东南决战,彻底将日军驱逐出朝鲜半岛。

    进入会议室里,傅作义等人就见到蔡锷正和参谋长刘赓云等人在大地图前参量问题,有副官上前汇报说他们都到了,蔡锷和刘赓云两位陆军上将回过头正好见到诸人,此时即将正式对日军发起最后之大决战,诸人的兴致都很高涨。

    “你们来的好快啊!”

    蔡锷赞叹一声,这就邀请傅作义等人先坐下来。

    傅作义、张自忠诸位则一起上前敬礼汇报,随后才在各自的位置上坐下来,既然该来的都来了,蔡锷和刘赓云也不再单独讨论下去。

    蔡锷手中有中央军部和帝国皇帝正式签署的作战令,这就将军令读了一番,通知在座诸位正式的决战日期在5月中旬,具体的作战时间会在战前三天紧急通知。

    将作战令读完,蔡锷就将自己的老花镜重新取下来,同在座的这些帝国陆军中将、少将们说道:“如今一切条件都已经成熟,东南战区的事情也不会再拖下去了,第一、第三、第四,三个集团军同时从三个区域发起进攻,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以更多的兵力和轻重武器的投入,以及空军的大范围优势,将日本东亚派遣军切割成六个区域,各部在空军和本部的支援下轮番歼灭日军,将日军彻底驱逐出朝鲜半岛,为后续登陆日本本土作战奠定重要之基础。”

    当过多年的国土资源大臣,此番的蔡锷比年轻之时要沉稳很多,他年轻时还能算是稳重之人,可也经常会出一些略显急躁的举动,很奇特,看起来是非常稳重,偶尔会突然做出一些不那么稳重的事情。

    如今的蔡锷在这些方面要好了很多,毕竟年龄带给他的除了日渐衰老的身体和老骥伏厩的壮志外,还有那些教训、经验、人脉、知识、荣誉、失误……,老牌的资深上将总是有资深上将的优势。

    蔡锷说了一番四平八稳的话,心里也在琢磨着一些事,其他人倒是特别的有精气神,等着这最后的决战都有很长的时间了,就盼着早点将日军赶下海。

    战争有奇正之道。

    第三次中日战争和第二次中日辛亥战争之间的一个最大的差别就在于中日实力上的对比,中日辛亥战争时期,帝国刚建立,国力尚弱,面对已是工业国的日本,帝国只能采取不惜一切代价,拼尽一切力量以求速战速决的整体战略,而到了如今的第三次中日战争时期,中日实力完全不在同一个水平线,而日本的先天性的缺点就是战争资源严重需要从海外进口,这就使得中国可以打一场以互相损耗实力为基础的逐步推进的环形封锁战,最终将日军封锁在本土岛内活活耗死。

    在战略上,中国的这种战略就是正道。

    在战术上,中国则是充分利用军工业和国家科技、兵源的优势,积极推动新战术的进步,既可以打装甲机械化陆军的重点和线式突防闪电战,也可以打多点进攻的乱箭战,还可以在战术规划中采用多线分割,重点围歼的攻坚战。

    依靠强大的军工业实力,帝国已经优先保障东北国防军的170万军队全线更换35突击步枪,特别是在东南战役和琉球战役中,不管是中央军部,还是前线总指挥部,统一的认识都是装甲部队在这两个战役中所能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还是需要更侧重于陆军步兵的进攻。

    在二战之前,陆军的作战主要有两种作战体系,一种是传统炮步结合体系,另一种是机械化的装甲车与步兵的结合,二战之后,机械化步兵、传统炮步都需要同空军、陆航相结合。

    帝国中央陆军在这三个体系领域的摸索都是非常深入的,蒋方震、刘赓云、韩春麟、刘亚昭、粟彬这些老中青三代的军事理论专家,对于帝国陆军传统的炮步体系也都持续的研究贡献,特别是承上启下的韩春麟,退居二线在中央军事学院担任副院长期间,一直致力于多兵种理论的研究,在传统炮步领域也提倡“新综合化理论”。

    韩春麟的“新综合化”理论的主要核心思想就是提倡单兵轻武器的多样化和综合化、轻型化,火力要猛,重量要轻,追求在区域火力内的集中和优势,而不是单纯让士兵追求更远的打击范围,打击更远的目标是机械化部队、航空部队和炮兵的工作,士兵要做的就是集中在前线发挥区域火力点优势,依托整个体系的优势消灭对手。

    在这个理论的支撑下,帝国中央陆军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大量研制了一系列的新式单兵武器,包括像火箭筒、榴弹枪、突击步枪、33专用狙击步枪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