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往往有很多相似的事。宋朝时，王安石想通过变法解决积贫积弱的问题。有人因此产生误解，以为宋朝的经济很落后。事实上，到了仁宗、神宗时代，宋朝经济已经很发达了，财富也已经非常多了。大家说宋朝积贫，其实指的是朝廷贫。
明朝也一样，自明太祖在废墟中建立明朝以后，通过百年的发展，明朝已进入一个多元化社会，农业在发展，手工业在进步，商业在繁荣，城市更在繁荣。当时不仅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说，还有被称为“花都”的扬州和被称为“仙都”的南京，这都是城市繁荣的表现。明太祖时期虽有海禁，但民间走私从来没有中断过。隆庆年间，月港开海，民间的海外贸易取得了合法地位。万历时期，澳门成了“雄镇”，海外贸易也更繁盛了。
但是，明朝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城市的繁荣、财富的积累，主要是民间的积累，而不是朝廷的富有。特别是禁海令一出，明朝就把海外贸易的财路给切断了，即使后来有月港开海，也无济于事。这里我要引用厦门大学林枫教授的一个研究成果：当时的月港通海进出口的贸易中，明朝政府能够收到的税大概连商人利润的百分之一都不到，至于澳门被葡萄牙占领，能收到的税就更少了，而且大量的贸易都是走私。明朝的禁海实际上主要禁的是朝廷，无法禁到民间，也禁不了大规模的走私贸易。大量的白银进入明朝，但它不是朝廷的，而是商人的。
所以，明朝社会在发展，财政却没钱，这是因为制度的缺陷。黄仁宇教授有本书，《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专门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
明朝的税收制度是明太祖制定的。明太祖以农业立国，将农业税作为立国之本，所以明朝的税收主要是农业税。明太祖的时候，官方数据显示，天下土地是八百五十多万顷，但实际上真正的税田只有四百多万顷。一百年以后，能够收到税的数字反而进一步降低了，这是因为大户在不断隐瞒数字。
明朝初年有两种“册”：一种叫作“黄册”，就是赋役黄册，所谓“赋役之法定焉”；一种叫作“图册”，即鱼鳞图册，用来记录土地归属，因此“土田之讼质焉”。哪块土地是谁家的，通过鱼鳞图册可以辨别出来。
黄册十年登记一次，将人的户口、财产全部登记后，收税就可以靠黄册了。南京后湖（今玄武湖）有黄册库，专门收藏当时全国的黄册。黄册虽然在制度上是十年一造，但是越到后来越流于形式，越到后来越是抄前面的。
各位读者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大明会典》（弘治年间书成，万历年间重修），其中人口是用户数翻五倍来计算的，有多少户数，翻五倍就是它的人口数。所以户数隐瞒得越厉害，人口隐瞒得也就越厉害。
曹树基等学者的研究成果是，明朝到了后期，人口绝对超过一亿，但是一直到张居正时代，朝廷所掌握的户口数字也只有一千多万户、五千多万口。还有五千多万口都瞒报了，且朝廷不是不知道，而是没办法查清。所以，黄册形同虚设，地方官要真正掌握地方情况，要靠另外一本册——白册。上报给朝廷的资料和官员自己所掌控的资料是不一样的。有心的官员在用黄册应付朝廷的同时，用白册管理地方，有了白册，才能够摸清当地户、田、人、税的情况。
明朝以农业税为主，而农业税又不好持续增高。因为农业的增产很困难，还可能碰到旱灾、水灾，经常会减产，所以在真正缴税的时候，是缴不了黄册上规定的那么多田粮的。洪武年间的税田是四百四十多万顷，到了弘治年间有所减少。到了万历年间，通过张居正的“土地清丈”增加到七百多万顷，税粮也增加了很多。张居正变法以后，明朝每年的田粮税收大概是两千五百万两。包括黄仁宇教授在内的一些学者认为，明朝这时每年的税收有四千万两银子左右，其中田粮税将近两千五百万两，再加上盐税、工商税、畜牧过往税以及其他，一共将近四千万两。
但是我最近看了一个学生的文章，他提出了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说法：表面上，每年总税收是四千万两银子，但其中一半以上要存留在地方，以应付地方的开支、官员的俸禄、地方官军的饷银以及明朝宗藩的宗禄。禄米大部分放在这里，所以财政是不能动的。
万历年间，每年到户部最大的仓库太仓的是四百万两银子左右，但这四百万两银子不一定每年都能收得到。万历五年（1577）或六年（1578），到太仓的税银是四百二十多万两，超过了四百万两。当年的支出（主要是百官的俸禄、军队的饷银）是三百九十多万两，结余三十万两。但是到了第二年，太仓只收到三百六十多万两税银，就连发军饷都不够了。
可以说，明朝几乎每年都是财政赤字，嘉靖以后，情况就更加严峻起来。到了万历时期，不但是财政收不抵支，皇帝还不断地从户部的太仓要银子。
人们往往以为皇帝富有天下，应该很富裕，但事实未必如此。明朝的皇帝和历代皇帝一样，每年的开支都是固定的。明朝不仅官员二百多年不涨薪水，实际上皇帝的用度也是不涨的。经济发展了，皇帝的用度却不增长，皇帝就觉得自己变得越来越穷，要想办法弄银子。比如正德皇帝就想了一个办法，他让宦官到北京各个门，包括崇文门、张家口等，去收过往的商税，直接提供给皇室。
而万历皇帝没这个本事，他要求张居正每年增加二十万两银子作为皇帝的用度。每年二十万两皇帝用度加上三百八十万两左右的军饷，就是四百万两。如果地方收不上来这么多，又不能欠皇帝的钱，那就只能欠军饷。所以嘉靖以后，明军的军饷经常被拖欠，和前期是不一样的。
明太祖曾有一句豪言壮语：“养兵百万，不费朝廷一粒米。”明太祖养活军队，靠的是屯田。当时的军队实行屯田制，采用卫所制，卫所把三成的军队用于防御，让七成的军队在内地屯田。而边境的防御任务多一些，所以屯田的军队少一些，但是每个军士也都有屯田的土地，所以后来粮食叫作“屯田子粒”。永乐初，屯田的收入一度达两千四百万石，相当于农户所纳田粮的三分之二，说明那个时候屯田的效果是很明显的。但是，随着后来人口的增长，屯田被宦官、豪强侵占变成农田，或者成了皇家的皇庄，屯田的收入就大大减少了。
到了嘉靖以后，特别是到了万历以后，明朝的军费开支年年呈现赤字。一方面朝廷财政不足以支撑军费开支，另一方面军官还要克扣军饷，所以能够发到军士手中的粮饷就更少了。
嘉靖二十九年（1550），鞑靼的军队兵临北京城下。兵部调集北京附近的军队，才发现很多士兵上不了马、持不了枪，因为真正的士兵都到外面做生意去了，留下的军饷又都被军官瓜分了。到朝廷检阅的时候，军官再临时用钱雇来市井之徒充数。此时的明军，就变成了这样一支军队。
到了万历时期，因为张居正变法，朝廷的财政出现过一个收入和支出基本平衡的阶段，但是随后又出现了几大问题：
第一，皇室的用度不断增加。
明朝也一样，自明太祖在废墟中建立明朝以后，通过百年的发展，明朝已进入一个多元化社会，农业在发展，手工业在进步，商业在繁荣，城市更在繁荣。当时不仅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说，还有被称为“花都”的扬州和被称为“仙都”的南京，这都是城市繁荣的表现。明太祖时期虽有海禁，但民间走私从来没有中断过。隆庆年间，月港开海，民间的海外贸易取得了合法地位。万历时期，澳门成了“雄镇”，海外贸易也更繁盛了。
但是，明朝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城市的繁荣、财富的积累，主要是民间的积累，而不是朝廷的富有。特别是禁海令一出，明朝就把海外贸易的财路给切断了，即使后来有月港开海，也无济于事。这里我要引用厦门大学林枫教授的一个研究成果：当时的月港通海进出口的贸易中，明朝政府能够收到的税大概连商人利润的百分之一都不到，至于澳门被葡萄牙占领，能收到的税就更少了，而且大量的贸易都是走私。明朝的禁海实际上主要禁的是朝廷，无法禁到民间，也禁不了大规模的走私贸易。大量的白银进入明朝，但它不是朝廷的，而是商人的。
所以，明朝社会在发展，财政却没钱，这是因为制度的缺陷。黄仁宇教授有本书，《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专门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
明朝的税收制度是明太祖制定的。明太祖以农业立国，将农业税作为立国之本，所以明朝的税收主要是农业税。明太祖的时候，官方数据显示，天下土地是八百五十多万顷，但实际上真正的税田只有四百多万顷。一百年以后，能够收到税的数字反而进一步降低了，这是因为大户在不断隐瞒数字。
明朝初年有两种“册”：一种叫作“黄册”，就是赋役黄册，所谓“赋役之法定焉”；一种叫作“图册”，即鱼鳞图册，用来记录土地归属，因此“土田之讼质焉”。哪块土地是谁家的，通过鱼鳞图册可以辨别出来。
黄册十年登记一次，将人的户口、财产全部登记后，收税就可以靠黄册了。南京后湖（今玄武湖）有黄册库，专门收藏当时全国的黄册。黄册虽然在制度上是十年一造，但是越到后来越流于形式，越到后来越是抄前面的。
各位读者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大明会典》（弘治年间书成，万历年间重修），其中人口是用户数翻五倍来计算的，有多少户数，翻五倍就是它的人口数。所以户数隐瞒得越厉害，人口隐瞒得也就越厉害。
曹树基等学者的研究成果是，明朝到了后期，人口绝对超过一亿，但是一直到张居正时代，朝廷所掌握的户口数字也只有一千多万户、五千多万口。还有五千多万口都瞒报了，且朝廷不是不知道，而是没办法查清。所以，黄册形同虚设，地方官要真正掌握地方情况，要靠另外一本册——白册。上报给朝廷的资料和官员自己所掌控的资料是不一样的。有心的官员在用黄册应付朝廷的同时，用白册管理地方，有了白册，才能够摸清当地户、田、人、税的情况。
明朝以农业税为主，而农业税又不好持续增高。因为农业的增产很困难，还可能碰到旱灾、水灾，经常会减产，所以在真正缴税的时候，是缴不了黄册上规定的那么多田粮的。洪武年间的税田是四百四十多万顷，到了弘治年间有所减少。到了万历年间，通过张居正的“土地清丈”增加到七百多万顷，税粮也增加了很多。张居正变法以后，明朝每年的田粮税收大概是两千五百万两。包括黄仁宇教授在内的一些学者认为，明朝这时每年的税收有四千万两银子左右，其中田粮税将近两千五百万两，再加上盐税、工商税、畜牧过往税以及其他，一共将近四千万两。
但是我最近看了一个学生的文章，他提出了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说法：表面上，每年总税收是四千万两银子，但其中一半以上要存留在地方，以应付地方的开支、官员的俸禄、地方官军的饷银以及明朝宗藩的宗禄。禄米大部分放在这里，所以财政是不能动的。
万历年间，每年到户部最大的仓库太仓的是四百万两银子左右，但这四百万两银子不一定每年都能收得到。万历五年（1577）或六年（1578），到太仓的税银是四百二十多万两，超过了四百万两。当年的支出（主要是百官的俸禄、军队的饷银）是三百九十多万两，结余三十万两。但是到了第二年，太仓只收到三百六十多万两税银，就连发军饷都不够了。
可以说，明朝几乎每年都是财政赤字，嘉靖以后，情况就更加严峻起来。到了万历时期，不但是财政收不抵支，皇帝还不断地从户部的太仓要银子。
人们往往以为皇帝富有天下，应该很富裕，但事实未必如此。明朝的皇帝和历代皇帝一样，每年的开支都是固定的。明朝不仅官员二百多年不涨薪水，实际上皇帝的用度也是不涨的。经济发展了，皇帝的用度却不增长，皇帝就觉得自己变得越来越穷，要想办法弄银子。比如正德皇帝就想了一个办法，他让宦官到北京各个门，包括崇文门、张家口等，去收过往的商税，直接提供给皇室。
而万历皇帝没这个本事，他要求张居正每年增加二十万两银子作为皇帝的用度。每年二十万两皇帝用度加上三百八十万两左右的军饷，就是四百万两。如果地方收不上来这么多，又不能欠皇帝的钱，那就只能欠军饷。所以嘉靖以后，明军的军饷经常被拖欠，和前期是不一样的。
明太祖曾有一句豪言壮语：“养兵百万，不费朝廷一粒米。”明太祖养活军队，靠的是屯田。当时的军队实行屯田制，采用卫所制，卫所把三成的军队用于防御，让七成的军队在内地屯田。而边境的防御任务多一些，所以屯田的军队少一些，但是每个军士也都有屯田的土地，所以后来粮食叫作“屯田子粒”。永乐初，屯田的收入一度达两千四百万石，相当于农户所纳田粮的三分之二，说明那个时候屯田的效果是很明显的。但是，随着后来人口的增长，屯田被宦官、豪强侵占变成农田，或者成了皇家的皇庄，屯田的收入就大大减少了。
到了嘉靖以后，特别是到了万历以后，明朝的军费开支年年呈现赤字。一方面朝廷财政不足以支撑军费开支，另一方面军官还要克扣军饷，所以能够发到军士手中的粮饷就更少了。
嘉靖二十九年（1550），鞑靼的军队兵临北京城下。兵部调集北京附近的军队，才发现很多士兵上不了马、持不了枪，因为真正的士兵都到外面做生意去了，留下的军饷又都被军官瓜分了。到朝廷检阅的时候，军官再临时用钱雇来市井之徒充数。此时的明军，就变成了这样一支军队。
到了万历时期，因为张居正变法，朝廷的财政出现过一个收入和支出基本平衡的阶段，但是随后又出现了几大问题：
第一，皇室的用度不断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