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改善治安一方面是要靠加大武力清剿的力度,另一方面则是要靠经济的发展,也就是既要提高盗匪的犯罪成本,又要让他们走正路更有性价比,如此一来那些半民半匪的存在,自然就倾向于向“民”转化了。

    而朱雄英想的更深了一层,根据他看到的史料,近代西方在大航海时代的早期,也是因为这种因素,发展起了保险业最初是因为在航行时很容易遇到风浪或者海盗,需要扔掉货物减轻船体重量才能安全航行或快速逃跑,而在扔掉货物的时候容易发生分歧,扔掉谁的货物都不公平,于是有人提议,不管扔掉谁的货物,都由大家分担损失,这就是一开始的财产险。

    而后来有了非洲到美洲的劳动力运输以后,这些劳动力也被视为财产,故此也纳入了海上货运体系,有了这个玩法后,船主和船员也进入了这个保障体系,乃至乘客也开始普遍购买用来保障人身安全,而随着投保需求数量庞大、类型丰富,也促使了保险行业的规范化。

    现在是洪武二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390年,而在1435年《巴塞罗那法典》就将颁布,成为最早的海上保险法典,到了西班牙人纵横大洋的时代,也就是1563年,西班牙的《安特卫普保险法》,就详细地规定了海上保险办法和保单格式,让保险制度逐步走向成熟,随后保险商会将在各国成立,登记专营海上保险业务。

    而不管是开展工业还是商业,交通运输安全都是必备条件,要是运输安全无法保证,那么生产或者运输多少货物都是没有意义的,而一旦能够保证基本的货物运输安全,那么整个大明的毛细血管网络都将焕发起来,到了那时候,辅之以保险业的发展,就能彻底打造出近代贸易网络的雏形。

    再加上交通运输工具的革新,到时候的大明,就像是气血淤堵的人开始疏通经络逐渐完成血液循环了一样,才能够变得身强体健行动自如。

    朱雄英点了点头:“这个建议很有道理,本王会向陛下反映此事,争取加强水路的安全,不过也需要船帮的配合。”

    这里的配合,指的自然是信息共享。

    毕竟没有信息共享,就很难做到精准打击,那样的话按照对地方官府的了解,一定是大张旗鼓出动,把贼人全都惊走,然后武装游行一圈回来声称地方已经靖平,而等风声渐匿,匪患又会重新冒出头来影响交通治安。

    但如果能做到精准打击,那么把最嚣张的匪徒统统杀鸡儆猴,剩下的意识到了这行不好干,可能会极大概率掉脑袋,风险远大于收益自然就会回去种地或者改行干别的,如此一来,即便再有匪徒零星作案也不成气候了。

    “那是自然。”陈震说道,“我们船帮在水路上行走,对各地的情况还算是了解,只要朝廷需要,随时可以提供情报和协助。”

    朱雄英微微一笑:“如此甚好,定能保水路平安。”

    谈话间,又有会首提起了水路运输的税费问题,他们表示,虽然水路运输利润可观,但税费也相对较高,希望能得到一些减免。

    这就有些是基于自身立场的一厢情愿了,毕竟税费这种东西是一个很难衡量好中间点的尺度,虽然并非收的越多越好,有时候收的少了反而会促进贸易的繁荣,继而收取到更多总数的税费,但税费过少同样也不是什么好事,对于大明来讲,流通成本不是越低越好,各地方的税卡同样要去保证地方的财政收入。

    不过不管怎样,像是湘军等地方团练武装在太平天国时期那种猛猛收厘金,让所有通行者十里地交八次钱的行为,肯定也是不可取的。

    朱雄英听后沉思片刻说道:“税费问题确实是个大问题,但此事涉及朝廷财政,非一人之力所能改变。不过,本王可以向陛下反映各位的诉求,争取为水路运输行业争取一些优惠政策。”

    众会首听后纷纷表示感谢,他们知道,朱雄英作为皇室成员,能够为他们这些地位低贱的人说话已经是非常难得了,至于有没有后续,他们也没指望。

    在这些人喝醉之前,酒宴也结束了,众会首纷纷离船后,朱雄英和李景隆站在船头,目送着他们的船只渐行渐远,直到消失无踪。

    “今日之会,收获颇丰。”朱雄英感叹道,“水路运输比陆路便捷无数倍,更何况整个长江中下游乃至淮河流域,都是水网密布,交通主要依赖水路运输,若是能整顿好,那以后各行各业都能有所发展。”

    李景隆凝视着他问道:“那雄英到底打算做到什么程度?”